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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搏动态 | 潘昌摘译——肥厚型心肌病ICD的一级预防——有恰当治疗的预测因素吗?

肥厚型心肌病(HCM)是青少年心脏性猝死(SCD)的常见遗传性心肌病,然而只有小部分HCM患者发生心脏性猝死,现有研究中发生SCD患者合并HCM的发病率仅0.5%-1%,与HCM相关的SCD发病率可能远低于预估。植入型心律转复除颤器(ICD)可有效终止室性心律失常并挽救生命,但也有一些风险。不同的研究显示,在接受ICD一级预防的HCM患者中,接受恰当治疗的发生率在3%/年—5%/年之间,而每年发生与ICD相关的并发症和不恰当电击的发生率达到10%。因此,确定哪些患者将从ICD一级预防中获益至关重要,目前的风险分级阳性预测值较低,迫切需要改善风险分层,以发现可能受益于ICD的高危患者。美国Hartford医院、加拿大St. Michael’s医院、加拿大多伦多总医院共同进行了回顾性分析,评估有HCM并一级预防植入ICD的患者中,对潜在致命性室性心律失常恰当干预、不恰当电击和其他ICD相关并发症的年发生率和预测因素。
研究方法

研究人群:通过使用多伦多总医院的遗传性心律失常诊所ICD数据库,选取了所有在2000年9月至2017年12月期间进行一级预防ICD植入的HCM患者。若患者存在心脏骤停或有持续性室速病史,则被认为是二级预防。HCM被定义为原因不明的肥大,左心室(LV)壁厚≥15 mm,或明确诊断为HCM的患者的一级亲属的左心室壁厚≥13 mm。

结果:终点为对快于180次/分的室速的首次恰当ICD电击或ATP治疗;仅首次恰当ICD电击;首次ICD相关的不利事件(包含不恰当的电击和ICD相关的并发症)。

ICD植入的适应证:存在以下一种或多种常规危险因素的情况下植入ICD:①不明原因晕厥;②SCD家族病史存在于一个及以上的一级亲属或多个二级亲属;③最大左室壁厚度(MLVWT)≥30 mm;④动态心电图监测非持续性室速;⑤患者年龄50岁以下对运动有异常血压反应。

在存在以下一种或多种新的危险标志的情况下,也将这一组患者视为高危患者:①心脏磁共振(CMR)影像显示严重延迟强化扫描(LGE);②左室心尖室壁瘤;③晚期HCM 左室射血分数(LVEF)<50%以及最大左室壁厚度为25-29 mm。

根据植入时的参数,为每位患者计算出欧洲心脏病学会(ESC)的5年风险评分。

恰当ICD治疗的预测因素:先前的研究发现在HCM中,延长的QT间期预测恰当的ICD治疗,因此,作为恰当ICD治疗的可能预测因素,检验了修正的QT间期。鉴于LGE在HCM风险分层中的新兴作用,对在ICD植入前接受CMR成像的患者进行了亚组分析,以评估严重LGE与恰当ICD治疗之间的关联。回顾了所有CMR研究,将LGE定义为强度比正常心肌高6SD,LGE大于左心室总质量的15%被考虑为严重。

研究结果
选取了302例患者,患者的基线特征(表1)
 表1:患者的基线资料

平均随访6.1-4.3年,植入时的中位数年龄为53岁,其中25%的患者小于40岁,男性患者占大多数(65%)。主要风险因素是FHSCD (44%) 和NSVT (43%),近60%的患者仅有1种常见的风险因素。48%的患者ESC得分≥4%。184名患者在ICD植入之前接受了CMR成像。167名患者(55%)经历了基因检测,其中84位患者在与HCM相关的基因中具有致病性/可能致病性(P/LP)变异。在线补充(表1)根据ACMG指南总结了变异及其分类。P/LP变异在40岁以下植入的人中比在40岁以上更为常见(69.6% vs 43.4%;P=0.003)。但是,P/LP变异与LGE、LAD、MLWT的程度没有关联。9例因发生心力衰竭而死亡,1例因癌症而死亡。
恰当ICD治疗的发生率:在随访的1801名患者中,38名患者(12.6%)受到了至少1次的恰当的ICD治疗,其中22名患者(7.3%)受到了至少1次恰当的电击治疗(图1)。17名患者(5.6%)受到了>1次恰当的ICD治疗。“所有恰当的ICD治疗”和“仅恰当的电击”的年比率分别为2.3%(95%CI 1.6%–3.1%)和1.3%(95%CI 0.7%–1.9%)。与40岁及40岁以上的患者相比,植入时40岁以下的患者的恰当治疗的年比率更高(1.9% [95% CI 1.1%–2.8%] vs 3.2% [95% CI 1.9%–5.3%];P=.06)。从植入到首次恰当ICD治疗的时间在1个月至15.9年之间(中位数2.8年;IQR 0.6–7.4年)。“恰当的ICD治疗”和“仅恰当的ICD电击”的5年累积概率分别为9.6%和6.7%(图2)
图1 恰当和不恰当的ICD治疗

图2 恰当ICD治疗(A)和ICD电击(B)的Kaplan-Meier曲线

在2012年以前和2012年及之后接受ICD的患者之间,“所有恰当的ICD治疗”和“仅恰当ICD的电击”的年比率没有显着差异(2.2% [95% CI 1.4%–3.1%] vs 2.2% [95% CI 1.0%–4.0%]; P=.92和1.3% [95% CI 0.9%–2.5%] vs 1.1% [95% CI 0.3%–2.5%]; P=.44)。在这两个时间段内,“所有恰当的ICD治疗”和“仅恰当的ICD电击”的5年累积概率也没有差异(P=.7和P=.57)。
ICD植入的适应证:大多数患者只有1个常规危险因素(58.6%)。28%的患者具有两个及以上的常规危险因素,而约10%的患者则没有。值得注意的是没有患者是将“对运动的异常血压反应”作为唯一的风险因素。在2012年之前和2012年以及之后接受ICD植入的患者之间,常规危险因素的数量没有差异(P=.2) 。
恰当ICD治疗的预测因素:受到恰当ICD治疗患者和未受到恰当ICD治疗患者的常规危险因素数量相似(表1)。大多数受到恰当ICD治疗的患者具有1(50.0%)或2(42.1%)个的常规危险因素。没有具有3个或4个常规危险因素的患者接受恰当的ICD干预。尽管受到恰当ICD治疗的患者与未受到恰当的ICD治疗的患者在植入时的年龄中位数没有差异,但在受到恰当ICD治疗的患者中,植入时小于40岁的患者的比例几乎高出2倍。接受与未接受恰当ICD治疗患者中ESC评分≥4%的患者比例相似(表1)。严重LGE和AF在受到恰当ICD治疗的患者中更为常见。常规风险因素和ESC评分(作为连续变量或二元变量,即估计的5年风险≥4%vs<4%)与恰当的ICD治疗之间的关联均无统计学意义。多变量分析确定了恰当的ICD治疗的2个独立预测因素:年龄(植入时小于40岁)和AF。
ICD植入前接受CMR成像的患者的亚组分析:受到恰当ICD治疗的患者中,严重LGE患者的比例要比非严重LGE患者高2倍以上。有将近20%严重LGE患者受到了恰当ICD治疗,其中62%接受了一次恰当ICD电击。严重LGE患者的“所有恰当ICD治疗”和“仅恰当的ICD电击”的年度比率显著高于无LGE的患者(分别5.4% vs 0.9%,P=.002;3.0% vs 0.4% ;P=.001)。严重LGE患者“全部恰当的ICD治疗”和“仅恰当电击”的5年累积概率分别为26.6%和17.1%,而没有严重LGE的患者分别为3.7%和1.8%。在没有严重LGE的114例患者中,只有2例接受了恰当的电击,3例接受了恰当的ATP。值得注意的是,1例ATP的释放给予了多形态VT,该VT自发终止。多变量回归确定了恰当的ICD治疗的2个独立危险因素:严重LGE和年龄(植入小于40岁)
不恰当电击和与ICD相关的并发症:87名患者(28.8%)患有ICD相关并发症和/或不恰当的电击。33例患者(10.9%)受到不恰当电击,其中7例(21.2%)也受到了恰当的ICD治疗(图1)。27名患者(9%)患有至少1种ICD相关并发症。不恰当电击的年比率为2.1%。受到不恰当电击的1年和5年累积概率分别为7.0%和11.1%。不恰当电击的时间中位数为4个月。植入时年龄小于40岁是不恰当电击的唯一预测因素(危害比2.1;P=.03)。
结论
HCM一级预防植入ICD的患者接受恰当ICD治疗的发生率要低于之前的报导,而ICD植入的并发症比例较高。传统危险因素预测能力不足。心肌疤痕、房颤、年轻,是肥厚性心肌病患者发生室性心律失常的重要预测因子。

文章摘译自Primary prevention implantable cardioverterdefi brillators in hypertrophic cardiomyopathy— Are there predictors of appropriate therapy? Heart Rhythm 2020;1–8.Doi.org/10.1016/j.hrthm.2020.08.009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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